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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最好还是由诗人来翻译丨专访裘小龙

时间:2019-04-06 11:02 点击:
裘小龙的名字往往与T.S.艾略特等大诗人联系在一起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他的译作如《四个四重奏》等被广泛阅读。去往美国后,他又用英语写作,并将中国古典诗歌译为

对许多诗歌读者来说,裘小龙的名字往往和T.S.艾略特、叶芝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裘小龙翻译的《四个四重奏》《当你老了》《丽达与天鹅》等作品被广泛阅读,对当时国内诗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
作为“77级”大学生,裘小龙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了半年本科,便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,师从著名诗人翻译家卞之琳先生,研究英美文学。卞之琳先生给裘小龙的第一个作业是让他试写几首诗,再决定是否让他修西方现代诗歌,因为卞先生认为,“只有自身对诗歌写作的甘苦有了感性的体会时,才会真正深入地去从事诗歌研究。”就这样,裘小龙走上了写诗、译诗的道路,延续至今。


1988年,为写作艾略特的专著,裘小龙来到艾略特的故乡圣路易斯,后因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,决定留在华盛顿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。生存环境变了,写诗的习惯没变。裘小龙在美国时用英语写诗,屡获奖项,后又用英语写中国背景的侦探小说,销量很高。不仅如此,他还将古汉诗翻译成英语。将英语译成汉语,又把汉语译为英语,且用双语创作,这需要对两种语言都有极好的把握,并将两种语言的特性恰当融合,不得不说,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。


近期,裘小龙的诗集《舞蹈与舞者》出版,是其原创诗歌与译诗的合集。借此机会,我们专访了裘小龙,和他聊了聊关于诗人译诗、在两种语言之间如何保持平衡、为什么会写侦探小说等问题。


诗最好还是由诗人来翻译丨专访裘小龙

裘小龙,1953年生,早年以翻译西方印象派诗歌知名,叶芝著名的诗篇《当你老了》就出自他优美的译笔。上世纪80年代留学美国,现居住在美国,在华盛顿大学教授中国文学。


新京报:先从新书《舞蹈与舞者》开始吧。这是一本比较奇特的诗集,由原创和译作共同组成。诗人译诗是一个传统,但也有一些小争议。你如何看待诗人译诗?


裘小龙:这是漓江出版社所出的“双子星”丛书中的一本。丛书编得挺有特色,所收入的都是既写又译的作者。这在中国诗坛上其实也算得上一个传统,尤其在老一辈诗人中,如冯至、卞之琳、穆旦、王佐良等等,名单可以列得很长。至于诗人译诗的问题,我个人认为,诗最好还是由诗人来翻译。


说到底,在忠于原诗意义和意象的前提下,译诗在目标语言中读起来也必须是首诗,而要做到这一点,就不仅仅是在译文中机械地押几个韵就可以充数了。诗不在于说什么,更在于怎样说——怎样把一种语言的感性、节奏甚至音乐感都尽可能地加以发掘、体现出来。在这个意义上,译诗与写诗或许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庞德翻译李白的“长干行”,在不少英美诗集中,这首译诗是作为庞德的创作诗“河商的妻子:一封信”被收入的。在《舞蹈与舞者》中,我只能加注来加以说明。


新京报:写诗与译诗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?彼此产生的影响是怎样的?


裘小龙:这也可以说是比较文学中的一种影响研究吧。至少对我来说,译诗是特别细的细读,自然也是学习写诗的一个过程,这肯定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自己的写作。在翻译中所接触到的技巧、风格等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借鉴、模仿,或进一步发挥。


但与此同时,写作也在加深对所译的作品的理解。就像卞之琳先生曾对我所说的那样,只有在自己诗创作的感性体验和实践中,才会真正地去深入领悟所译的诗人为什么会这样,而不是那样写。


诗最好还是由诗人来翻译丨专访裘小龙

《舞蹈与舞者》,作者/译者:裘小龙;版本:漓江出版社 2019年4月


新京报:在亲自编选这本诗集中,有哪些选择的标准或倾向?


裘小龙:我自己的诗创作有较长的时间跨度,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到现在,虽断断续续,却一直在写。期间更经历了种种变化,用中文、用英文、用两种文字掺杂着一起写,或通过书中的人物——戴着人物的面具来写,如我的《陈探长诗选》在欧美各国出版,就不妨说是戴着陈探长的面具写成的。在不同的阶段,对技巧、风格、韵律、诗艺等多少有着不同侧重的追求。在编选这本集子时,想尽可能地把不同时期的一些特点客观地加以呈现,当然,在这样做时,难免会有太主观的取舍。


新京报:诗集中收录了你翻译的T.S.艾略特、叶芝等人的作品,也是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品,之前翻译这些诗的契机是什么?


裘小龙:我早年师从卞之琳先生读外国文学硕士时,研究方向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。我因此翻译过艾略特、叶芝等人的诗;也翻译了在他们之前影响了现代主义感性的一些诗,如“多弗海滩”等这样的作品;同样,这自然也延伸到了在艾略特、叶芝等人之后较有现代主义特色的诗人与诗作。这本集子收入的,既有在我1988年出国前译的,也包括我到了美国后新译的作品。这次在编选《舞蹈与舞者》集子时,对过去的译文也借机做了校正。 


新京报:你在多篇文章中提到老师卞之琳先生,他对你的创作具体有哪些影响?


裘小龙:卞之琳先生对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。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读研究生的日子里,我每星期都去他在干面胡同的家,听他给我单独“开小灶”讲课;这与其他老师在教室里上的课很不一样。于我,卞之琳先生首先是个诗人,他言传身教,讲课时天马行空,理论与具体写作实践并行不悖,时时闪烁着他特有的诗意灵感。例如他给我布置的第一份作业,就是要我自己先写几首诗,然后再决定是否让我跟他修西方现代诗歌。


按照他的说法,只有自身对诗歌写作的甘苦有了感性的体会时,才会真正深入地去从事诗歌研究。创作与批评的兼顾在英国诗歌中是一个传统,他身体力行地继承了下来。在诗歌写作外,他还跟我分享了他在四十年代末写一本英语小说的经历,分析了小说与诗歌创作的异同,以及他跟英美作家如Isherwood 等人关于怎样进行双语写作的探讨。当时姑妄听之,可在许多年后,恰恰又影响到了我自己的英文小说写作。


新京报:从事诗歌创作、翻译,是否也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热有关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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